春风秋雨 | 李志文的学者人生

是个人的毛泽东

李志文 — Sat, 24 Sep 2011 14:54:40 +0000

李志文导读： 是个人的毛泽东

历史上所有的名人，尤其能在中小学教科书里提到的名人，都会同时有魔鬼与圣灵的两极评价。能进入历史，一定有不同凡响的事迹。不同凡响最多也就是出现的统计几率小于0.1 的十次方。十次方是小数点后面加上9个零，就已经全世界父子母女两代只出现一个。如果你相信毛泽东是个人，他的特殊性，绝对不会超过0.1的十次方。如果能超过0.1的十次方，在我们这些凡人的眼里，这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神迹。毛泽东所做所为，他对女人与权力的热爱，对敌人的蛮狠与残忍，在在都显示他是个人。我们就要以人性来分析他。如果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人与他有共同特性，我们就要把他按照科学客观方法分类，把他当做科学分析对象，给予他应得的科学评价。

让我们把毛泽东从共产党广告牌上拿下来，放在社会科学的显微镜下分析，给他一个科学的分析报告。我的学问有限，资料收集资源也不足，所以就用世界公认对中华文化与历史最了解的学者之一，余英时教授，的看法做为我的分析起点。我的课【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的宗旨是在为对现代中国社会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分析框架。材料的整理能用世界的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尽量的仰赖高明。余英时应该是公认的顶级学者。下面是他的看法，让我小心翼翼的补一句，余教授的看法与我的看法非常一致，做为学者，我们都各自念了不少书，花了很多年的思考才会下一些简单的结论。在学术界，说得多是远远不如说得准的。

下面的文章算是网上转载，如果出版，需得到余教授的同意。

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幵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为可据为典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

    壹、早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

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产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1897年阴历10月至次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的激发而产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为证）。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为直接、更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 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展幵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当时毛泽东显然是站在胡适的这一边。因此他在这一年 9月1日特别发起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大陆作者写毛泽东的早年往往极力避免或淡化胡适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不提到这件事，但却认为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状态。在毛泽东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便完全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干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适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国的问题上曾征询过胡适的意见（见他1920年3月14日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而且还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当时曾明白承认：“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给周世钊的信）。三十年后，胡适对这一段经过有以下的回忆：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适的日记》第十七册，1951年5月16日条）

这是新出现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学”的来源问题。

    我并不是强调早期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我只是要指出，毛泽东即使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没有定型。这时他在理论也许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动，如“自修大学”所显示的，则与同时一般热心于政治、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1918 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泽东交往。据李氏回忆：“那时他已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制，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术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都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学钝室回忆录》，页37）。1942年陈独秀谈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则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见郑学稼着《陈独秀传》，页1355，原函影印本见卷首。）陈独秀的印象当然是在武汉时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见的迟九年，但两人的观察大体相同。总之，早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以“实行”、“实际”见长，无论在知识上或在思想上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他参加了共产党，也只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所选择的方向；这时他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独特表现。

    贰、逼上井岗山以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幵始显露他的生命本质是在第二阶段，即1927 至1949年，特别是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以后。这里我们必须先交代几句关于中共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24年加入国民党，到 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动失败，每一次路线都是直接由莫斯科决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无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但在每一次路线失败之后，责任都毫无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承担。这一事实现在已是研究中共问题专家共同承认的。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决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事实上，由于毛泽东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窜陕北以前，他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此他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中共最高决策的层次。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岗山，这是中共在1927 七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岗山去了。关于这一段经过，当年追随他上井冈山的龚楚（红七军军长）有很生动的描写：

井岗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欃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岗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岗山的道路有三条…… 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岗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岗宁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并以井岗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岗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毛泽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 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指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岗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 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由于1927 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岗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详细的论证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 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杆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 base”，页308-309）他又指出，井岗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岗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325？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的。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龚氏用的是常识语言，其中会有明显的道德谴责，这一点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他的话正好可以注解伊罗生之说：中共的党并没稳定或一贯的“阶级基础”。（周鲸文《风暴十年》记所见1950年东北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的情况，证明中共党的性格一直未改变。）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他善于调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但特别是农村中的边缘份子。他能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后夺取了“天下”，决不是偶然的、侥幸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幵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幵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

毛泽东在城市边缘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都在这一简短的对话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幵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可看John Byron ＆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决定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分出场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1937 年写成的，毛泽东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据他自述，1920年他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一本有关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我们可以相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确是从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无论为何，至少在1927至1937这十年间，他没有时间和机缘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1937年是他正式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年。这一年他有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他的“摘录”有十九页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见《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艾思奇是以《大众哲学》知名左派青年读者的，他的哲学造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须多说。1949年秋天，我曾经在燕京大学听过艾思奇的演讲，现在只记得他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这一句话，其余都忘记了。

    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哲学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不但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而且也有共产国际默认的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新天命论”。这是他第二阶段的三大成就。“『马』上得天下”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

    叁、最后的归宿

    毛泽东的最后阶段是1949到1976，也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绝对性的个人权力的28年。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涉及事实。在这最后一节里，我将探讨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 S. 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 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诏书之语）

然而进一步看，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幵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泽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

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 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异化”的深刻恐惧；他总是觉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会随时离他而去。最初他担心党外的“资产阶级”在破坏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反右”）。在党外的斗争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惧便立即转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当其冲。他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份子、投机份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引自《陈伯达》，页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怪论便扩大到全党了。

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对他发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问题上不只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坚强意志使他能从井岗山那种最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打天下。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慑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他最佩服他的同乡前辈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舍洪、杨之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917年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8）其实他最有契于曾国藩的当是后者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经】便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但是他完全没有曾氏的学养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纵则是时代潮流造成的。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五四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都是鼓励青年不受一切传统轨范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对于一般人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是创造力得以自然发挥的基本根据。但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又拒谅饰非的政治领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韦伯所谓政治家必须适从“责任伦理”的观念在他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在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意志和曾国藩的更一极端相反之处，曾的意志是有积极内容的，是为了建设某种正面秩序而服务的。毛的意志则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尔所谓“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否定的意志”本身无积极的内容，因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东西的实现。它也似乎在不断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远是模糊的不清的，一旦实现则又构成它本身活动的阻碍，因而必须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只有在不断的否定、破坏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实存在。毛泽东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了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他所谓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这种思想也是拜时代之赐。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反传统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终致使一般激进的人对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无所肯定。毛泽东也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似乎它很重视历史。但一按其实，他所重视的则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他在1964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读史〉的词。旗下半阙云：

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党内自始便存在着两种不调和的势力：农村边缘人集团和城市边缘人集团。这两个势力在延安时代暂时统一了，并且统一在毛泽东个人统治之下。 1943年，中共党中央政治局便已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基本上是农村边缘人出身，他对于城市边缘人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种不信任在1949 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统治局面遽然扩大到整个中国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时代那样驰骋自如。而且他更感到：这种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权已从农村取向转变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来便讨厌城市取向的干部，现在他更把他们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观念便这样形成了。毛泽东对于城市的恐惧不安，下面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真实故事可为说明：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86。并可参考萨斯伯里的访问，见《新皇帝》，页9）。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余英时：打开百年历史纠葛

李志文 — Sat, 24 Sep 2011 10:47:04 +0000

李志文导言：

现代中国进程步履艰难，主要由于中国在1850年以前的农业社会的光辉成功。中国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当口，也是以民族为边界的农业帝国到了它自然兴衰周期的末期。而这个农业帝国是由少数民族满人圆熟精炼的学习了汉人帝国制度而成功的走完这个周期。人口主力的汉人在夺权过程，参杂了原本已经消失的满汉民族界限。这个夺权口号被孙文首先运用，团结了反政府力量，后来被毛泽东灵活运用在二次大战中，组织了夺权武装力量。

原本是个农业社会的自然政府轮换，加上民族主义变成更复杂，民族主义成为动员社会资源的方便大旗。余英时的“打开百年历史纠葛”提出百年来三次政权转移都与民族主义扯上没有必然性，而又分不开的关系。

我的理论强调，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民族主义没有必然关系，民族主义只是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一个重大干扰因素。

打开百年历史纠葛

余英时

《联合报》专栏以“回顾百年，前瞻新世纪”为主轴，推出“全球化元年—— 新世纪、新挑战、新思维”系列，承编者不遗在远，约我加入讨论。编者给我的题目是“打开民族主义与民主的百年历史纠葛”。我实无能力，更不敢妄想在短短一文中完成这一庄严的任务。几经考虑，我只能略略提出个人的历史观念，疏浅与漏失是不可避免的。这虽是一个历史性的议题，但鉴往知来之间，终不能与当前中国的现状全无照应。不过这种照应仅仅是原则性的，不涉及实际人事与政策，只有如此，历史观察才能保持其最大限度的客观性。
    　　
    三次政权移转的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认清的历史事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标民族主义，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这一先后次序便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不过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成分相当复杂，不能不稍加分。辛亥革命所凭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它的主要号召力是“排满”，即推翻满清征服王朝的统治。所以一九○二年东京革命派留学生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一九○五年同盟会誓词中民族主义也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当时大概只有孙中山对欧洲的民族主义较有认识，但追随他革命的人则仍然取传统的解释。他们的基本策略是恢复明清之际民族仇恨的记忆——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以激动人心。尽管辛亥革命是在“列强瓜分在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至少还没有透显出来。
    　　　　
    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已是现代的，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成熟表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的口号事实上已为未来的北伐——规定了具体的目标。但是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疑忌，因而处处阻挠国民党的革命活动，其中尤以英国人最为嚣张，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英租界当局的种种作法等于向中国人展示西方帝国主义的活标本。一九二四年香港政府暗中鼓动广州“商团”与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作对，和一九二五年上海英租界所发生的“五卅事件”，不过是两个著名的例子而已。所以北伐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是英国为主要对象而激成的。北伐之所以迅速地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战的激动是一个不容抹杀的精神要素。
    　　　　
    中共政权成立的主要凭借也是民族主义，我已一再陈述过，不必多费笔墨。这里只需着重指出，它对民族主义的操纵与利用主要得力于日本的侵略，从西安事变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是中共由脱离困境走向大规模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两大关键时刻。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当面向来访的日本田中首相“感谢皇军”帮助了他的“革 ”，确是脱口而出的一句由衷之言。但是，毛泽东为了凝聚中国人对中共新政权的向心力还必须经过一次重大转折，即调动中国人百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愤怒情绪。因此他必须在抗战结束之后化“反日”为“反美”。这一努力在一九四九年就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中共深知中国知识阶层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影响太大，一时不容易肃清。毛泽东在评《白皮书》中特别提出“民主个人主义者”为批判的对象，即其明证。这样我们才能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不计一切后果，决心要打韩战。关于中共参加韩战，由于前苏联档案一部分已经公开，我们知道其内情是极其复杂的。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想指出，毛泽东认清了：只有与美国正式打仗，才能彻底达到全国“反美”的目的。也唯有如此，他的政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在
    　　
    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上。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大跃进”之类的冒进政策招致了重大的危机，他更进一步公开“反苏修”，再度乞灵于民族主义以解除困境。所以在上述三个政权之中，只有中共对民族主义的运用才达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境地。

    儒家知识人欣赏民主或民权
    上面我们以最简要的方式说明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所发挥的巨大力量。在这一力量的对比之下，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民主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叶已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亲见西方民主
    　　
    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早期儒家知识人欣赏民主或民权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权和平转移，不必每一次改朝换代便必须经过一场暴力动乱，杀人如麻；第二是人民接受的政治权威是经过自己同意的，这是“民约论”为什么特别受到晚清学人青睐的根本原因；第三、个人的自主和尊严在民主体制下可以受到有效的保障，这里我必须指出，谭嗣同在《仁学》中便已十分重视“个人之自主”的观念。民族主义以民族或国家的集体为出发点，所追求的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自主；民主或民权则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包括个人的家庭），这便和今天最流行的“人权”观念分不开了。王韬在英国看到犯人在监狱中所受到的“人的待遇”，曾深受感动，这大概使他联想到古代关于“画地为牢”的传说，在这一点上他实已触及“人权”问题的核心。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西方所独有的价值，而毋宁把它看作“古已有之”，但却在西方获得了实践而已。这大致是“五四”以前，传统知识人对于民主或民权的一般看法。孙中山后来在三民主义讲演录中仍然表达了这个观点。
　　　　
    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援孙中山自述，他最初只有“民族”和“民权”两个观念，一八九六至九八在欧洲勾留了两年，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刺激，才发展出“民生”的思想。而且在“五四”之前，他也是对民主抱着真诚信仰的极少数人之一。尽管如此，民主毕竟没有像民族主义那样，在近百年史上展现过真实的威力，不但如此，在上述三个中国政权下，民主的空间和政权依赖民族主义的强度恰成反比例。民国初年的政权建立在一种松散的传统民族意识之上，满清王朝解体以后，这种意识也随之消失了。当时几个主要党派如北洋军人官僚派、国民党（原革命派）和共和党（原立宪派）都在争夺高层的权力，对於民间文化和社会力量的发展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是新文化运动（广义的“五四”）得以持续成长的政治背景。民主观念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生根便发生在这一阶段，但民主毕竟是个体本位而非集体本位的价值，这是它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区别之所在。民主只有实现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才有真实意义可说。所以“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是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分不开的。早在一九一六年陈独秀便已在《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正月号上正式揭橥“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比文学革命还早一年。这篇文字上承谭嗣同（“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新民说》之“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炳麟（“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下启胡适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 “易卜生主义”）。总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人对于民主的认识逐步加深了，也扩大了。民主不仅是一个空洞的政府形式，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使每一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等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由於民族主义的集体意识淹没了个体的价值，民主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人的口中和笔下，而不能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有力运动。
    　　　　
    一九二四年改组的国民党采取了苏联“一党专政”的体制，孙中山在第二年便逝世了，国民党领导阶层中已没有人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所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很快便和提倡宪法和人权的民主派发生正面冲突。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所引起的风波便预示了以下二十年民主在中国的命运，中共在抗战后期为了“统战”的需要曾巧妙地运用“民主”的号召力在国民党地区开辟了所谓“第二战场”，把许多追求民主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都转化为它的“盟友”。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通过“反右运动”，将“民主个人主义者”一网打尽。国、共两党能如此经易地制住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我门决不能低估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在日本侵略一天天加紧的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确远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重要，所以在抗战前几年连道地的自由主义者也有人主张“新式独裁”的。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一句话更使得许多一向信奉民主的知识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党的领导”。“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变成了中国人的天经地义。
    　　
    民族主义不肯“休假”
        从理论上说，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主是互相加强而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整个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的紧急状态下，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一般的常识。即使是个人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也承认有“明显的跟前的危险”时候，个人的权利可以受到必要的限制。但是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已消失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必须恢复日常的生活秩序。民主则为这一日常的生活提供了最合理的秩序。这便进入了民族主义休假的时期。在这一理解之下让我们对中国大陆上的民族主义略作观察，以结束本文的讨论。
    　　　　
    中国大陆今天显然没有任何外在的威胁，相反地，在经济方面，中共似乎正在拥抱市场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反而极力煽动民族主义的激情呢？此中原因复杂，一言难尽。这里只能略作推测。首先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危机。马列主义早已破产，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必须另找基础。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这虽是从前纳粹主义的老路，但可以继续压制人民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因为“民主”和“人权”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释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共近年来特别欣赏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其次是民族主义对海外华人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最近美国一家华文报纸曾以极显着的标题报导：大陆上专家分析，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达到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这虽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说服力。海外若干华裔科学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成为科技大国”的预言。这一特殊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天朝”意识的复活，在海外是有市场的。第三是民族主义可以逼使台湾早日就范。依中共的估计，对于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可以发生“认同”的效力，但对于仍在抗拒或犹豫的人，则可以有震慑作用。十二亿大陆人民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试想再拖下去将是什么后果！
    　　　　
    就我在海外所接触到的大陆中国人而言，有些人似乎接受了中共民族主义的洗礼，但更多人则否认今天大陆上有如此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激情。所以我不敢断定事实究竟怎样。我可以确定判断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今天都要求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生活秩序，这是中共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提供的。如果这个要求继续发展下去，民主的比重必将远超过民族主义。这似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

苏格拉底的酖杯

admin2 — Sat, 27 Aug 2011 02:40:30 +0000

苏格拉底的酖杯

–答李商班家长书–

李志文

2011.08.26

我的微博是道地的微众传播，只有23,000 个粉丝，平均转播率只有二位数字，微不足道。学生告诉我，中国的微博就像其他所有事物，都有党的手在后头，那只党的手，又会影响每一个人民的脑袋与行为，最后肉眼能看到的是极度扭曲的现象。观察的扭曲会引出更多扭曲的行为，在扭曲博弈均衡中，看到的社会现象就注定扑朔迷离。我的23,000 粉丝，二位数转播率，都是扭曲统计值。不论如何，我的读者群是微不足道的。

我只是个幸运的学者与教师，有机会真正的念了些书，能在开放及阳光的美国社会做了一辈子的学者。在基督教文明的原罪论下，人都是有罪的，所以需要用制度来规范，有趣的是，在人人承认有罪的社会，比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圣贤文明社会要合理干净得多。

人是万物之灵，在生存发展的驱动力下，也就成了万物之邪。古希腊的智者，人类第一个知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只是以一个纯真学者的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书呆气，一路紧追的问为什么。他对问题的较真与穷追不舍，让雅典的上层社会非常不安，最后要他证明他了解死亡，因而不惧怕死亡。他自动的、安静的喝了酖酒而亡。下面的图片就是全世界许多中小学课本上常能看到的苏格拉底的酖杯。

作为一个真诚的学者，苏格拉底的酖杯会是所有学术思考与讨论的阴影。如果所有学者都能面对这个阴影，人类就不会有邪恶。一个社会能有少数人面对苏格拉底的酖杯而不颤抖躲避，这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知识累积。

如果浙江大学李志文商学班在为中华民族的精英提供真正的知识追求及人文精神培育的环境，这个教育就离不开苏格拉底酖杯的影子。下面是学生家长也是我的人人网及微博的读者的两封信与我的回答。

苏格拉底自己喝了酖杯，成为他对教育与知识忠诚的见证，他没有拖累任何学生与亲人。在那个历史上难得文明开放的古希腊城邦，也没有产生暴民运动，残害了苏格拉底的朋友与学生。中国已经脱离了历史上最黑暗之一的毛政权时期，对世界经济文化打开了大门，我们真诚的教学与讨论，应该不会对学生、朋友产生个人安全的忧虑。尽管如此，我还是掩遮了来信者的姓名。

学生家长的两封信

第一封 06-27 14:04

自从我儿子进了李商班，读李教授的日志成了每天的功课，已经一年多了。您大胆、率直的言论，有如一股清新剂，使人耳聪目明！眷眷之情可鉴，耿耿之心可了！

但我有点不懂，您带的是商学精英班，您研究的是社会科学，非得要去触及诸如一党专政、宪政民主之类的话题吗？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是可说不可做的，有些事情是可做不可说的；您讲的这些我不知道是可说又可做的？还是既不可说也不可做的？！

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不可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蒋校长当年要是知道黄埔中有那么多共党分子，今天他一定后悔办了这所学校！连那么民主自由的美国，不也因为一句“要炸掉这所学校”，而把一名留学生当恐怖分子抓起来了吗！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为李商班的前途而深深担忧！时值建党90周年，正是歌功颂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今年浙大在我省招生介绍办学特色时，只讲了竺可桢学院中求是班，并没有介绍已办了三届的李商班，可见这个班还是有争议的。或许是我敏感了，姑作提醒吧。

李志文答：

在现代社会，精英念书不只是拿个学位、挣碗饭吃，而是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市场，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有意义的定位。现代商学精英要同时领导整个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公平开放的市场是商学精英的最佳舞台。民主法治是公平开放市场的基本条件。我有责任带领教导这些资质极佳的孩子，为社会创造一个崭新的明天。如果我们因循苟且，我从海外带回来的知识就完全无用武之地。

就是因为我是学社会科学的，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政府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继续一党专制，没有宪政民主，我从世界各地请来的优秀教师传授的东西就成了闭门造车，无的放矢。

在一党专制下，外国公司来中国的目的就找到代理商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为他们所需要的原料找到货源。这都是太子党的特权。没有民主法治，所有的外商里的高级华籍职员基本上就是来自官宦之家的买办。从满清末年一直到今天，所有买办都有官方关系，都是以出卖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来谋取权贵家庭的私利。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子党与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当政时期没有两样。只有民主法治才会有公平竞争的市场，优秀大学生才能凭真本事吃饭。

如果我们不谈民主法治，优秀的年青人就没有光辉的明天，我们辛辛苦苦的教育都流进了恶臭的阴沟。

商业社会、民主法治下的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不会有掘墓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没有人会掘自己的墓。只有农业社会里的家天下才会有掘墓人。蒋介石下的国民党，毛邓江胡下的共产党都是家天下向民主法治摸索。台湾、香港已经走上民主法治，2004年民进党缔造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和平政权轮替。

只有民主法治的环境，商学在中国才有希望生根，人民才能做到自己的生命自己做主。我认为中国大陆会相当快速的走上民主法治，商学、法学会在中国大放光芒，李志文商学班的学生会成为一个大时代的带路人。中国是中国公民的，不是任何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李志文商学班的学生绝对不想当官，但是也坚持不受专制官员的欺压。这是世界潮流，李志文商学班的教育只是赶上世界潮流。

『炸掉一所学校』是妨碍公共安宁，而追求民主法治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人权。中国大陆从延安时期萌芽的思政教育，为中国的社会安宁制造了潜在的动乱与不安。在网络信息无孔不入的今天，愚民教育不可能持续。李志文商学班要训练有开放心灵、有国际视野的大学生。我们要向前看，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长治久安。只有民主法治，人民才有尊严。

我也不知道李商班还能做多久。世界历史大潮不是任何人能阻挡的。中国现在有全世界仅存的共产党，和平演变是必然的。中国的大门已经开启，与世界思想接轨的趋势不可能逆转。

第二封信 08-21 16:35

李班孩子们，不要误认为李老师的话只是为了帮你们洗脑，更重要的还在于教你们做人！如何做人，是你们最不屑和不齿的，而这恰恰是中国教育失败的地方！倡导“仁信智清”并不新鲜，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礼教中就是统治者给人们做出的道德约束，但如今社会反倒缺失了呢?是社会退步了吗？不，是文明退化了！

倡导仁信智清，在你们进入当今社会一开始时肯定是要吃亏的，甚至还可能头破血流，但如果不想同流合污，要想成为“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一代，那就迎接挑战、准备牺牲吧。你们中间肯定会有仁信智清的叛徒，但一代精英是不可能苟活的，会把自己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融为一体，战斗到底！

孩子们，你们准备了吗？你们后悔了吗？至少我的孩子是支持他跟着李老师走到底的。

李班的教学设计有点孔夫子的教学遗风，携带三千弟子，周游列国，深入社会，在实践中学，以至于培养了72贤人,终成教育大家，儒家始祖。

这种教育理念的确超前，而李老师能不能成为当今与孔子齐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这在乎你们中间是否有“贤人”倍出。要知道立碑、立传全是后人的事，所以你们不要辜负了李老师的期望，好好努力吧，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呢！

李志文答：

『仁信智清』的真正含义是在追求心灵的安详，天人之际的融合。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有点过犹不及，没有考虑到物质享受边际效用的快速递减。一旦没有饿死的威胁，人类就会开始有精神的追求。中国共产党也已经看到这一点。过去十年，在文化建设，古代文明的保护上用了不少功夫。

作为现代精英，我们不追求扬名立万，牌坊丰碑，我们追求心灵的满足，自我的肯定。我绝对不想成为孔夫子，有了自己的经书庙宇。我只想好好的做个人，做个属于自己的人，自由随性，祥和安康。

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精英，衣食住行的安逸是轻而易举的，心灵的安详满足才是艰难的追求。最重要的名声是存在别人心底，追不来的，求不到的。其实也不用追求。自己心里的那把秤是无法欺骗的。

一群有能力有思想的孩子在一起成长，就是幸福。商业社会的特性是交易成本急速下降，成果与投入的关系密切与清楚，所以我们追求的不再是物质，而是心灵。你们到了台湾、香港、日本就有这份感受与了解，到了美国、西欧就更明白。李志文班的教育中，会有很多的人文素养的调教。也会强调国际观的拓展。这才是幸福的泉源。

关于“春风秋雨——李志文的学者人生”网站被屏蔽的通告

admin2 — Fri, 05 Aug 2011 08:09:07 +0000

各位读者：

本站自开通以来，承蒙各位厚爱，点击量与日俱增。我们非常乐意在这一片小小的园地中与大家一起探讨人生哲理、经管知识，并希望藉此启迪民智，推动中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然而，遗憾的是，这样小小的心愿都未能得到满足。前不久，我们获悉“春风秋雨——李志文的学者人生（www.jevonslee.com）”在中国大陆也已被屏蔽。现在，国内读者只有通过“翻墙”才能阅读本站内容，这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好在管理员自本站开通时便将其与新浪博客、网易博客、人人网等平台联通，上述网站将会自动导入发布在春风秋雨网站上的文章。另外，李志文教授将主要在人人网李志文公共主页（http://page.renren.com/600443638）与读者互动，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批评指正！

本站管理员

2011-08-05

纽约共叙求是情

admin2 — Tue, 26 Jul 2011 08:52:16 +0000

纽约共叙求是情

——记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大纽约区分会校友与李志文商学班野餐会

唐梦雪，2007级李志文商学班学生，现于Tulane University攻读金融硕士

2011年7月17日午时，在湖水环绕、微风轻抚的Liberty Park，浙江大学大纽约区校友会的成员与李志文商学班纽约参访的同学们相聚一堂，共同度过了快乐温馨的野餐会。从80届到00届毕业生，虽然校友会的成员来自不同年纪、不同专业，但是对于李志文商学班年轻的学生来说，他们都有一个最亲切的名字——校友。野餐会上，不同的人生故事被讲述着，赞叹声、欢笑声伴着校友们自制的中国菜香，让这片与中国相隔一个大洋的土地有了家的味道。

制作名牌、登记信息等环节结束之后，野餐会正式开始。现任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大纽约区分会会长段云所学长主持开场，简单介绍了校友会的整体情况，并邀请前任会长吴亿慧校友讲话。亿慧校友亲切地向同学们表示欢迎，并招待大家好好享受野餐会的时光，多与学长交流。之后，李志文商学班的创办人、浙江大学教授、杜兰大学教授李志文老师简要介绍了班级情况，对校友会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并提出了自己对学生的期望。李老师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次校友会，深入了解纽约华人海外生活的经验，并且希望校友们能为这些即将毕业的学子们的未来人生规划提出自己的建议。

学长和老师的寄语之后，李志文商学班的同学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并简单谈了自己留学的感想，有的表示对学长们热情招待的感谢，有的期待在未来商学班的同学们也能有一个像校友会这样的大家庭，毕业多年后也可以相聚，有的表示对校友海外经验的感叹。简单的介绍之后，便是自由的闲聊与就餐时光。野餐会的食物让大家赞不绝口，精致的年糕、充满家乡味的各色炒菜、茶叶蛋以及香气宜人的各色烧烤。比野餐更让同学们赞叹的是与校友们收获颇多的谈话。

00届的吴美良学长考虑到李志文商学班同学金融专业的背景，特意邀请来毕业不久、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五位学姐来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学姐们的工作领域不尽相同，有的是做计量模型的，有的是做中台风控的，有的是做研究的。丰富而向上的海外拼搏历程让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更充满拼劲。五位学姐自信干练的魅力深深把大家折服。此外，老一辈的学长们给同学们讲述着自己早期的留学经历，和同学们分享着现在浙大资深教授年轻时的故事。时光好像一下回到了20、30年前，那时的梦想简单却又高尚。

在大家的闲聊中，时间飞快的流逝。同学们通过这次野餐会，不仅深深陶醉于阔别许久的家乡食物，更加收获了关于人生拼搏的信念以及宝贵的人生经验。离野餐会不远处就是自由女神像以及曼哈顿金融区的摩天大楼，以此为背景，大家手举浙江大学的校旗一起合影留念。远在海外，这一群跨越多个年龄层的校友们守着同样的“求是魂”，不怕背井离乡的辛苦，追寻求知的梦想，更为珍贵的是，他们选择彼此相守相依，在陌生的海外，建立了一个浙大人自己的大家庭。相信大纽约区浙江大学校友会会一直会有新鲜血液的流入，不断的将浙大人的拼搏传承下去。

附件1：李志文商学班07级何洋致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大纽约区分会前会长吴亿慧校友信

吴亿慧学友以及大纽约区的校友们，

您们好！

刚才得知今天李志文商学班与各位校友的聚会非常成功，心中甚是欢喜，写来此信表示感谢！

三个多月前，晚辈第一次写信与亿慧学友联系，如有机会，希望在全班同学去纽约参访时与当地校友聚会交流，当时也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写信。后来亿慧学友的热情回复，让这次聚会成为可能。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大纽约地区校友们为聚会精心准备，晚辈心里非常感激！

晚辈正在离旧金山北面200多公里的Ukiah市，所以没能参加今天的聚会，甚是遗憾。希望将来还有这样的机会与大纽约区的校友们见面。

再次感谢校友们的热情接待！

何洋谨上

附件2：吴亿慧校友的回信

何洋，高悦，李教授，及校友们，

您们好！

我们校友聚会的确开的很成功，有机会与李志文商学班的年轻学友们和李教授聚会交流，实是欣喜，也是我们的荣幸。见到一批优秀的年轻学友们，不仅专业训练过硬，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看见李教授亲自带来了十几位“女儿和儿子”，我们甚是感动。交谈中更了解了李教授办学的理念和方式，为培养中国下一代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商业人才倾注的关爱，真让这儿的校友包括我个人倍受启发和激励。

据李教授说，聚会是由何洋班长一手发起的，在此也感谢你为我们校友们联谊创造了机会；也验证了你们的社会活动能力，那是肯定的。

附上校友们拍的几张照片，请查收。通讯录由吴美良付会长整理，将后发。

祝学业顺利，生活快乐！

吴亿慧

赴台tips

admin2 — Sun, 24 Jul 2011 03:49:43 +0000

李志文商学班体验式教育的重要一站便是前往台湾进行一个暑假短学期的学习，为此我们特辑录了以下“赴台tips”。原文摘自互联网，作者不详，感谢张璐同学的整理。

不知为何，近期将有很多童鞋跑去台湾暑期交流，作为一名曾去台湾交流过的老人，暂就在台期间个人切身感受，对即将远行的朋友们，给出以下建议：

1、货币兑换：新台币对人民币的汇率一般是4.5:1，当然会有波动，这点大家都理解。基本台湾所有的银行都能兑换，但有的银行要手续费，且汇率也不一。个人强烈推荐国泰世华银行，不用手续费，汇率也比较高。但请注意台湾银行周末休息，不予对兑换，而且工作日的兑换时间也仅为9:00. a.m.-3:00.p.m.，切莫错过兑换时间。当然桃园机场是可以进行兑换的，只是汇率比较低，考虑到比较便捷，其实也还好，自定吧。当然，回来的时候基本是到机场换回人民币的。

2、银行卡：随着两岸交流和旅游的深入，除了一般的万事达和visa这两种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外（其实浙大龙卡就是万事达卡），基本各种ATM都能直接提取银联卡（直接取新台币），各知名品牌专卖店、各大百货公司也可直接刷银联卡，某些知名景点，比如阿里山日月潭神马的也可以刷卡，甚至你可以直接付人民币（但对方会要求比较新的纸币，拒收破旧的）。当然，银行卡取钱都是承担付手续费和汇率转换损失的，貌似取银联手续费高于万事达和visa，汇率计算的话，貌似新台币美元人民币这一途径，月末清算，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3、消费：台湾物价貌似和国内也差不多，将看到的台湾物品标价除以5就差不多是国内价格了。但考虑到台北等地收入消费水平比较高，当然还是比较贵的，两倍吧，图省事的就直接除以10，就是实际价格了吧。基本月生活消费2000元左右吧，当然你要旅游购物吃好吃的话，那就另算吧。

考虑到以上几点，个人建议去台湾的话可以带5000/10000元（视个人消费预期吧）现金，下飞机后先到机场兑换1000元，以供应急，等安定下来后，再到台北等地银行按需求逐笔兑换（避免兑换过多），反正台湾的银行多的是。其余，如果钱还不够的话，再用银行卡取台币吧（有种比较狠的是从国内的网上银行将钱从银联卡打到visa等卡再取钱省手续费）。大额购物的时候能刷卡就刷卡吧，比较方便。个人觉得以上做法比较简单、安全、节俭。当然你不在意的话，自定吧。

4、通讯：出门在外，通讯必不可少。基于消费节俭，我给出自以为比较好的方式如下：台湾手机卡+公用电话+飞信+QQ+人人+Email。在台期间免不了和台湾当地同学、酒店等联系，所以还是得去申请一个台湾手机卡，一般推荐远传通讯（便宜）和台湾大哥大（到处都是），对应营业厅或者代理点均有售，建议一伙的同学办理同一家公司，相互联系会比较合理。而与大陆家人亲友、男/女朋友、同学联系的话，建议赴台期间不要办理手机停机并从一定量的话费，保证不会关机，首先，网络飞信用于和大陆短信交流，其次，QQ用于视频通话（可以先飞信沟通时间，再线上视频），再次，如果家人不适合使用QQ（不会或者没条件），那么就去购买公用电话卡，类似201拨号电话卡。宿舍楼或校区或任意地点的公用电话、座机都可使用。这种卡也有很多种类，7-11和全家都有卖，但是最便宜的卡是中国发财卡（红色的），但比较难找，如有需求尽量找找吧，相当实惠，大概打大陆座机0.7新台币/分，打大陆手机3新台币/分。至于其他，你们懂的……

5、电源接口&网线：特别注意台湾的电源电压是110V的（大陆220V），且插孔也有很大不同，所以必须要在比较大型的超市，比如沃尔玛购买110V转220V的转接头，不过由于无法实际测试，而这东西说明也不清楚，貌似也只能做到保障插孔型号的配适，不过这就足够保障电脑、手机充电器等，不过电吹风这些就基本报废了，可能女生会不方便点。个人建议如有合租的话，集资买个转接头，然后多拿几个接线板过去，拖一下就好。自带网线，通用的。

6、“Seven-eleven”is“family”：在台湾，日常用品、饮食等基本可以到7-11、全家等便利店买到，24小时营业，种类齐全，药品、打印、手机充值、YOYO卡充值等都可以，7-11甚至提供银联卡取款服务。当然能也会有大型超市，只是估计你也不会常去，便利店太强大了。台湾看病真的不贵，莫慌，但理发嘛，还是熬一下吧。

7、行李携带：行李的免费托运理论上规定每人20公斤，可以超微超一点，也就超一点。出去一趟回来，每个人基本会大肆购物，行李一般会超过20公斤。所以托运的行李箱一定要注意重量，超重加付的费用是奇贵，本人深受所害，奉劝各位不要在台湾买太多东西，尤其是比较重的那种液体、书什么的（禁书网上也有电子版嘛），去的时候少带些行李过去，夏天常用的一些就行，回来的时候把没用完的日用品什么都扔了吧，除非你不超重。不过其实，除了液体以外，很多东西你可以提着上飞机的，这部分不算重量，只要你和你的同伴提得动就行（当初没发现超级吃亏），大家可以把一些重的东西或者其他，尽量整理好带上飞机，必杀技啊。

8、台湾饮食：台湾小吃世界闻名，比较熟知的、手抓饼、牛肉面什么的比比皆是，夜市里更是缤纷多彩，在此就不表了，自己探寻吧。而日常饮食的话，台湾的各家大学在自由竞争之下都不会有食堂或者规模不大且较贵，一般都是到大学旁边的街道去便当店、快餐店解决，7-11、全家的便利食品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味道不错的），当然，很多人慢慢会选择鸡排、炸鸡、鸡块这类食品，最便宜同时很美味，个人推荐豪大大鸡排（可不像紫金港的那几家那么山寨）、传统炸鸡（物美价廉）、蛋蛋鱼、甜不辣，反正到那你就懂的。当然，还有些特别的早餐店什么的，仔细发掘吧。台湾的私营餐饮店主超赞，你和她们混熟以后，他们有时会赠饮、送个小吃，他们会记你名字，每天和你问好，哪怕你只是路过，偶尔和你聊聊天，最感人的一点，回来那天早上跑到常去的早餐店去吃最后一餐和老板道别，他们知道我要回来后，坚决不要我的餐费，还多给了几个餐点，感动啊。

9、台湾出行：在台湾的主要城市如台北、高雄，最便捷的出行就是捷运（地铁轻轨复合体），需要YOYO卡，便利店、捷运站均有出售，同时悠游卡、在台湾使用很方便，很多地方都可使用（坐捷运，公交，超商购物……），建议一定要办一张，押金100新台币，可以退卡，退还押金。但注意捷运上是不能饮食的（喝水也不行），车站内不许嚼口香糖，如果你这么做了，旁边的人会立即指责你，运气不好的话会嚼口香糖被抓会罚款（1000新台币左右）。另外，一定要带学生证过去，可以办YOYO学生卡，用费打折，也可以用于景点门票打折，基本通用，最好适时询问下。不过总的来说，捷运由于按站次收费，坐得多了，还是蛮贵的。路途远的话，可以适当考虑做公车，更便宜点吧。台湾打的很贵，没怎么坐过。长距离出行的话有台铁和高铁，类似大陆，台铁慢于高铁，便宜于高铁，不过也蛮贵的但还是挺快的，由于台湾比较小，时间最长也就半天，所以没有卧铺，所以可以考虑买无座去蹭位置，除了特殊情况还是蛮空的，站台和捷运站一般是结合在一起，一般在捷运台北站那里吧。

10、购物建议：台湾的各类物品还是很跟得上时代潮流的，不过价格会比较贵，同时还有托运的压力，见仁见智吧。不过尽量少买点纪念品带回来，可以考虑寄明信片，台湾有蛮多特色明信片，蛮有纪念价值。Shopping的话，一般去百货公司买正品吧，Nike、阿迪等名牌产品、奢侈品都比大陆便宜也更有型款式更好，值得一买，不过由于暑期不是促销季一般不打折，大家可以考虑到士林夜市等地的专卖店买，会便宜些。女生的话，可以考虑买点化妆品，男生也可以买给女友母亲什么，台湾的化妆品还是很赞的，比如我的美丽日记等。台湾比较潮得衣服一般要到西门町、夜市这类的地方去淘。

11、旅游建议：台湾的环境保护远甚于大陆，景点超赞，个人觉得较好的有：垦丁、淡水-渔人码头、阳明山、阿里山-日月潭、台南-高雄、北海岸-九份-野柳、花莲-绿岛、101什么的。如果时间紧张的话，个人觉得一定要去垦丁（哪怕翘课），淡水-渔人码头的日落也很不错，想爬山的话阳明山欢迎你。当然，夜市必不可少，诸如士林、逢甲等等，具体问题具体联系吧。

12、台湾交友：个人觉得要想真正了解台湾，和当地同学多多交流，不过遇到好友时间可遇不可求之事，看机遇啦。不过，台湾的同学尤其是同龄人基本偏绿，希望大家理解对方对于生育自己宝岛的热爱，体谅对方的思想，搁置争议，更理性地思考各类问题吧，我的经历告诉我理还是越辩越清的，不过还是尽量莫谈国事吧。（有些台湾人，尤其是台南的居民对大陆态度不佳，大家多注意）另外，台湾的老师异常nice，远胜于国内冷冰冰的老师，多和他们交流吧，偷偷告诉你，一般他们会带你去玩、关照你、将他的学生介绍给你认识、带你接触台湾。

Above all：个人觉得台湾之行，少购物，多吃点美食，多去旅游景点逛逛，好好“感受生活”吧！

蒋科国际财务金融笔记

admin2 — Tue, 07 Jun 2011 03:49:22 +0000

李志文序

2011-6-8

商学不同于工学与自然科学，可以在一个隔绝的实验室进行。培养商业精英不只是开个书单，拿个鞭子。商学的实验室是整个世界。商学的教育是设身处地。

李志文商学班要求学生在暑假做社会公益实践，学习如何贡献社会，与各种不同的人群交往。我也为学生在台湾与美国安排实践性的课程与锻炼。下面是李班07级在台湾的课程笔记。帮助以后李班孩子做准备工作，也为社会的同龄孩子提供一个窗口。

由于2010夏是第一次举办这类活动，台大与东吴大学都动员了很多资源。大陆异常僵化的教育行政体制，造成整个活动是没有经费保障下进行。台大与东吴的主管都要面对浙大（严格来说李志文）赖账的风险。浙大同学也没有适当心理准备，头一个礼拜，表现不佳，被我痛骂一顿。

李班的孩子是相当的优秀，很快的调整了心理状态、行为举止，结束的时候，不但是与台大、东吴的同学难分难舍，种下长远的情谊，也促成了台湾大学决心办李志文班，与浙大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下面是蒋科同学整理的全部课件。蒋科是浙大李班07级的名笔。也在帮我整理“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的书稿。本文所有读者都要感谢他。

国际财务金融笔记

陈老师吹啊吹、青青嘿嘿嘿

李志文 — Wed, 01 Jun 2011 00:15:39 +0000

由于李志文班的孩子都有很高的绩点，基本上我对他们的栽培注重为人做事，开阔视野，而不完全是课业的传授。

我鼓励他们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尽量调皮捣蛋，碰触制度与社会规则的底线。所有的创新都建立在深通现有底线下，冲破底线。当然这种创新教育就难免跌跤，青肿破皮，是免不了的。

要来的，总是会来的。

陈教授是位年轻从台湾来的老师，他在英国拿到行销学的博士学位。中国学者要在英语国家拿到行销学博士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行销学对语言、文化背景的要求，是远大于其他专业。

陈教授是非常率真与才气横溢的年轻学者。他在上课时说题外话，一时兴起，吹啊吹，在下面用电脑做笔记的青青，百般无聊地写啊写。而这个稿子，就同步的在人人网上，传啊传，这就传到我的人人网页面上了。

我以为，这是学生的恶作剧，甚至是对老师的恶性攻击。在开始调查的时候，还战战兢兢，怕出了什么事故。了解了真相，忍不住大笑。

我教了一辈子书，乐在其中，我想下意识中，一代代的年轻人，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听着老师没命地吹，应该是个因素。

我罚青青给陈老师道个歉，我要求陈老师答应允许把这个语录，公布于网上，反正已经在人人网上传开了。

二十年后，孩子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子女，在事业上担当了责任，想想自己的调皮事，应该莞尔。

陈老师年轻，有学问，同学们就是调皮中，带点挖苦。别的老师在吹的时候，可要小心，电子符号在瞬间传遍世界。

李志文

2010年6月1日

青青，

年轻人调皮捣蛋是值得鼓励的，起码是可以容忍的。看陈老师那个样子，他小时候，绝对少不了在教室前面被罚站。我小时候被罚站是家常便饭。由于我看起来就调皮，经常教室里突然闹哄哄，老师看也不看，问也不问，就说：『李志文，站到角落上去。』其实，我被冤枉的时候远多于罪有应得的时候。

陈老师不会真的生你们的气的，只是捣蛋要有分寸，要有礼貌。聪明孩子的捣蛋，靠的是智，让人家事后想起，笑疼肚皮。笨孩子捣蛋，靠的是蛮，让人家事后想起来害怕。

现代金融的祖师爷，诺奖得主Merton Miller就是个爱捣蛋的老家伙，跟他在一起有趣极了。物理学的大天才Richard Feynman，是出名的调皮捣蛋。他的书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是长达25年的畅销书。他在玩耍捣蛋中，拿了诺贝尔奖。我要你们偷杨卫的内裤，到现在都还做不到，让我非常失望！

跟陈老师道个歉，在全班面前给他一个hug，就没有事了。

师

2011年5月4日

孩子们，

我很幸运的在人人网上看到王青青在上课时，百般无聊下写的玩笑话，显示了她的无聊、无奈与些许的愤怒。

作为一辈子的教书匠，我当然了解问题的症结。这些问题也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讲一个自己的故事：我这辈子教书，学生反应最好的是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第一年，我不但拿到最高教学评分，学期结束后，全体学生站起来热烈鼓掌，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我当时想不通，我的英文那么破，地位那么低，学问那么少，为什么在诺贝尔奖如云的芝加哥大学，会受到学生如此追捧？

以后，我的学术地位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大，我慢慢感觉学生离我越远。学生可能尊敬我、怕我，但不见得喜欢我，绝对的不爱我。

多年以后，我悟了出来，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惶恐、不安、拼命，深深的感动了所有的学生。他们的热烈鼓掌代表了鼓励、安慰这个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第一个华人助理教授，一个带着恐惧、自卑、热情、不知所措的小老师。

慢慢的地位高了、权力大了，这种恐惧、自卑、不安、不知所措的模样，要装也装不出来了。

慢慢的我看到面前的过多赞美，及背后的冷漠与抱怨。我很努力的寻找真实感，挖掘自己在别人心中最丑陋的一面。

青青在人人网上的闲聊，给了我一个机会培养一个年轻的陈教授，也给了我极好的机会与所有的李班孩子讨论仁信智清。

在这件事上，陈老师的知识与学问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没有智的问题。以他家里的富有，这份浙大薪水是象征性的，当然也就没有清的问题。他的学术背景在浙大已经极为杰出，他明显的聪明，所以他也不会有智的问题，剩下的就是要命的，最难做到的，孔夫子教了一辈子，影响了中华民族2500年的“仁”了。

“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关怀、相处与同情。陈老师高估了你们自动自发的能力与意愿，低估了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青年对实际商业活动的懵懂与无知。

我与陈老师今晚有了很长、很真诚的对话，他会仔细的思考如何把这门课教好，你们也要很主动的帮他把这门课教好，当他走题太远了提醒他，当他讲得不清楚，举手问问题，把这门课当作师生共同努力的合作项目。

最后，我觉得很幸运的看到了青青的课上无聊发泄，让我有机会为你们的教育做了一些建议与调整。

在每一门课后，与老师聊聊。李志文班已经有点世界名声，每一个老师来上课的时候，都带着一丝清纯的圣洁。这份清纯圣洁的维持，要靠大家的努力。

不论你们每一个人的资质有多优秀，将来你们的成就与光辉来自全体的努力与善良。如果成功，是因为，“李志文班”是个集体名词，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每一个成员不但有自己的个性与才气，我们这个群体，有“仁、信、智、清”。

在每一堂课后，真诚的与老师交流你们学习的心得与困难。在知识经济里，真正有生产力的是你们自己确实掌握的知识。

下面是陈老师给我的信，我也不加修改的与你们共享。其中有误会、有心得、有想法。仔细地读读，与陈老师讨论分析。可能你们的聪慧只是比其他的孩子多了一点点。陈老师的学问也只比其他老师好了一点点。有了这一点点的基础，加上我们团队的仁信智清，我们会对人类与对自己做出一些他人做不到的成就。如果我们配得上“精英”两个字，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特质，而是由于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

青青的人人网上的两条信息，不要删了，留下来，与我这封信一起挂在我的春风秋雨的博客上。它本来是个潜在的炸弹，会成为我们团队最重要的资产，让我们一起领会、珍惜这个教训。

师

2011年5月1日

陈老师给李志文老师的信

1st，同1本书，美国卖100美金，书商只卖他们240人民币。全班还是没有人愿意买原文教科书，即使我说期末要考。

2nd，我教这门课，管理学院算业绩时，李志文班的学分是不算的。

3rd，学生们误认为，因为您给比较多的钱，我们才来教。我不是为了那点钱，我爱中国，我想教浙大最好的学生。还有，我目前也还没收到上学期的钱，我也并不介意。

4th，是否没人教过他们，不应在背后批评别人，有话当面说。附件不知道是哪个同学传给我的。

5th，批评要对事不对人，我哪里没教好，他们听不懂，欢迎指出。以上2点不是台湾的小学老师都教过吗？

6th，说实话，他们没有我期待的这么intelligent。

7th，我敬重您，尤其您爱中国的心，及您学者的良心。但是，我很担心，您正在制造monster。一群有知识，没基本道德，看不起别人脚踏实地努力的monster。

8th，我和您一样，爱中国。为了中国的未来，我犹豫，我是否该帮您制造monster，即使我的作用只有那1%不到。

9th，另一方面，我也大可以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份工作而已，管他听众是谁，课上完领钱就是了。反正全中国坏蛋这么多，这些人毕业后肯定不是最坏的。

10th，我相信，我不是全浙大marketing教的最好的，您下学期应该找别人来试试看。

11th，我和您一样，讲话比较坦白。年轻见识浅薄，请您不吝指正。我永远敬重您，随时愿意为您效劳。

陈老师Marketing Management语录（一）

（摘自王青青校内日志：http://blog.renren.com/blog/243864438/724415446）

1.你们大陆有资优生么？就是智商大于140的学生。我的智商是157，所以我从初中的开始就是教育部登记的学生。

2.读书对我来说很简单，所以我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的。

3.我家是亚洲最大的檀香木经销商之一。我是第三代传人。后面又说，我很喜欢开快车，因为我是富三代。

4.我上课rule number1：我说话的时候不准你说话，否则我在浙大待多久就不准你选我的课多久。

5.我拿到潜水员的证，除了以潜水为生的，我是业余最顶级的，跟我潜水要收费的。

6.我觉得亚洲学生最大问题就是学费太便宜，要是贵的话肯定会积极参与的每一堂课的。

7.你们知道grey goose？你们几年级？不泡酒吧么？你们平时都在干什么？

8.上课的时候手机要调成震动，但是要接，要不然会打扰到其他人。

9.你恨谁家的小孩，就把他送到台湾去学医。

10.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要吃很重口味的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臭豆腐。

11.我从来不喝学生准备的东西，因为我们读药学系的时候就把做完实验的东西倒到老师的茶水里，老师莫名其妙心悸了三天。

12.创造力很重要，一个星期要花一个下午躺在草坪上胡思乱想。

13.台湾的Christmas dinner两个人要差不多人民币2000，你不去就是不爱她。

14.我在你们的age是父母给我BMW 735，所以我经常被警察拦下，以为车子是我偷的。

所以你们不好好听课真的是对不起我，我很贵的，所以我很care自己的薪水，这么点薪水怎么聘得了这么high quality的老师。

15.来中国可以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能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李志文的回复：

李志文：哈！哈！谢谢青青做了笔录，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现在了解陈老师为什么来浙大了，他闷得慌，来玩的。念金融能一代成富，所以上课的时候，好好欣赏陈老师，将来你们的孩子就是他这个样子。杜兰、哈佛不少学生就是这个模样。我家老幺，跟08班的孩子一样大的德德也有点这幅德行。陈老师来玩，你们可是来挖第一桶金的。我有把握陈老师肚里有墨水，你们把他脑脚倒挂，逼他吐墨水。别饶他，当他吹得过火，齐声叫，乖乖上课。

李志文：我发现洗掉不少帖，其实有胆放这种言论在网上才能显示李班的特色。我们有胆有谋，调皮事不断，好点子不赖，在制度边缘游走，永远留有一手。才能成为商界领袖，金融翘楚。

Jevons’ kids的基本素质

admin2 — Mon, 30 May 2011 15:32:06 +0000

Jevons’ kids的基本素质

李志文

2010.5.30

在李志文班10级（第四届）招生及08级（第二届）选拔去台北上课前夕，我人在美国照顾07级（第一届）及为杜兰学生开课。在10级招生完毕后，李志文班算是进入一个完整的五年制本硕连读，三地教学的体系。这个当口，也是该问一个简单问题：李志文班到底是个什么班，学生的基本素质是什么。

这篇文章主要是给李商班学生及向往者看的。对于商学与教育有点兴趣的朋友，也会有些参考价值。看这篇文章要设身处地，才能领会。

本文有点像论语体，一问一答，如果读者能设身领悟，就慢慢悟出其中三昧。

下面是美国、杭州同学通过gmail 与我讨论的修改稿。参与人士有：

叶家杰 2010.5.9

李志文2010.5.11

管婕 2010.5.12

李志文 2010.5.12

祝启飞 2010.5.12

林鹏 2010.5.12

祝启飞 2010.5.13

何洋 2010.5.13

孔嘉明 2010.5.13

袁成 2010.5.13

孔令侃 2010.5.13

李一豪 2010.5.14

祝启飞 2010.5.16

孙兴耀 2010.5.16

这些讨论包涵了07、08、09班的同学，及新成立的碑塔社成员，代表了李志文商学班成功的走上第一个台阶的第一批弟子。

家杰，

我觉得我的话是重了一点，你们的Nancy师母也批评了我。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主动的告诉我一些你们的想法与成就。

我们需要不断地严格自我批评，同时小心、扎实、软性的向社会传播我们的能力、关怀、与贡献。在现代商业社会，已经没有固定职业、终身工作，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品质，不断的软性传播自己的贡献，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技能。

下面我对你的信做个点评，有助于全班的团队建设。

李志文

201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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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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